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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简称中共党员、共产党员或党员，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和中国共产党预备（候补）党员，是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入党条件和程序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形式与政策论文1200精选五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形式与政策论文12001
一、四中全会的背景及主题
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简称。出席四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9人，候补中央委员164人。列席会议的有中纪委常委、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党代表和专家学者。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改革开放以来，从十一届四中全会到现在已经召开了8次四中全会。全会议题以党建或经济为主题的各有3次，以人事为主题的有1次，本次全会研究依法治国这个主题。专门拿出一次全会来探讨、研究、部署依法治国的问题，这在1978年以来37次中全会中是第一次。它彰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清醒看到了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等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须条件，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所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同时，我们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巩固以往既有的改革和发展成果，通过改革逐步化解面临的问题，推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也必须依法治国，这是历史的选择。四中全会公报通过以上介绍依法治国的必要性简要地阐述了四中全会召开的背景。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特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全党作出的战略抉择，高扬法治精神、发展法治理论、运用法治思维、创新法治方式，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体现了以下四个历史特性
1、探索“依法治国”道路的历史一贯性
中国共产党人从执政之初起，就想走出历史“周期律”，迈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一步。改革开放初期，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对“***”十年浩劫教训的反思和警醒，邓小平在多次重要讲话中传递出鲜明的法治思维和主张。从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十八大阐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要思想，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目标任务，一整套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治理体系加紧构建，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的改革深入推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这是党中央深刻总结历史、着眼未来的战略部署。这次中央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实践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必将推动依法治国迈向新的更高境界。
2、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致性
四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致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首先，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历史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推进法治建设的结果。邓小平说，要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十八届四中全会正是体现了这一认识。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宪法所确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贯彻实施宪法，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执政。坚持依法执政是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关键，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一致关系的集中体现。依法执政表现在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这是依法执政的核心内涵，党要领导立法、保证执法、严格守法，按照法治的要求处理好党与国家法的关系;二是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这是依法执政的第二个层面。通过党内法规来治党管党，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特色和经验。党自身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对于依法执政、依法治国而言具有基础性意义。
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五位一体性
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五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五大体系是有机统一体，法律法规体系是法治体系存在的前提和运行的基础，高效的法律实施体系是法治体系的生命，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关键，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是屏障，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核心。
4、总目标遵循原则的以人为本一统性
全会《决定》强调了实现这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五项原则，即：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及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研读《决定》全文，我们不难发现以上五项原则遵循了对中国传统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以人为本思想，充分肯定了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充分强调了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保障人民根本权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彰显了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意义
四中全会是我们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为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1、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实现我们党确立的伟大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根本意义。***总书记多次提到，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唯有依靠法治，才能凝聚中国共识和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共建法治中国，复兴中华文明。
2、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唯有依靠法治，才能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攻克深层复杂难题，确保改革有序进行，通过良法善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最大福祉。
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实现党自身建设的目标——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长期执政具有根本意义。唯有依靠法治，以法治作为执政根本遵循，树立法治思维，掌握法治方式，才能夯实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
观众朋友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通过以上我们对四中全会《决定》总论部分的学习，我们会深刻感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我们要实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作出总体部署、采取切实措施、迈出坚实步伐。
形式与政策论文12002
摘要：“形势与政策”课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要载体。但是目前形势与政策教育还面临着许多困惑与难题，最基本的问题如对“形势与政策”课特征的把握不准确。解决此问题，必须准确把握其作为一门政治课的性质、作为一门理论课的特点，并坚持“宜粗不宜细”的讲授原则。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政治课;理论课;宜粗不宜细
“形势与政策”课(以下简称“形策”)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要载体。自2004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地位、意义及做法等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后，我国不同层次的高校均加强了对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但是形势与政策教育还面临着许多困惑与难题，最基本的问题如对“形策”课特征的把握不准确。如何讲授好“形策”课，使之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条件下充分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培养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广大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研究者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认真学习和钻研授课大纲的基础上，针对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形策”课的性质、特点以及基本的讲授原则。
一、准确把握“形策”作为一门政治课的性质
准确把握课程的性质，这是讲授好一门课程的前提。因为课程的性质统领着整个教学过程，并且是直接决定教学能否达到课程设置预期目标的最主要因素。
顾名思义，从“形势与政策”的名称来看，这门课程是讲解形势与政策的课程。但从内容来看，“形策”课的教学内容极为宽泛且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一方面，教学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外交等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是动态的，与高校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形策”课教学内容变动性很大，其时效性表现更为直观和强烈，教学过程中对国内外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风云变幻的形势跟踪十分紧密。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形策”课从属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教学体系，那就大错特错。判断一门课程的性质，最基本的依据并不是课程的名称或教学内容，而是该门课程的教学目标。事实上，“形策”课的教学目标明确地决定了该门课程作为政治课的性质。即课程目标主要是帮助学生及时准确了解国内外的重大时事和科学认识党与政府在特定时期内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自觉地与党和国家保持高度一致，坚定地在中共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政治性为“形策”课最基本的特征。
准确把握“形策”作为政治课的性质对于处理教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准确把握课程性质有助于明确实现课程设置的育人目的。众所周知，因为社会阅历的不足、理论武装的不够，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交锋，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社会格局，面对国家建设和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困惑、挑战和难题，处于青春期的部分大学生有很多思想和现实上的迷茫和问题，尤其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能正确诠释时代和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浅出地教育引导大学生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认知上的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和人们思想观念、道德选择、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情况下，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好地将理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关注和回答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面对如此艰巨的历史使命，授课教师只有在准确把握“形策”课程性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课程设置预期目的。
其次，准确把握“形策”的课程性质有利于正确处理这一课程教学中知识性与思想性关系的问题。如前文所述，“形策”课最基本的特征是政治性，但该课不仅仅是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养，在教学过程中也充满了知识性。尽管“形策”课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范围，但“形策”课的教学不是单纯的理论性教学，不能局限于空洞的理论说教。因为该课程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科等密切相关，既涉及有现实问题，也有历史问题;既有国际风云，又有国内形势，其所涉及的知识之广泛是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不具备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注重知识教育。当然，“形策”课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事说理，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此外，“形策”课在加强现实教育的同时应重视历史教育。因为，任何事物发展变化都必须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重视现实教育才能有鲜活的生命力，注重历史教育，理论才能讲清楚，不会止于肤浅和片面。
二、准确把握“形策”作为一门理论课的特点
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如果说政治性突出了“形策”课的课程性质，那么，理论性则强调了该课程在内容上的特点。因此，在教学实践中不仅要把握住“形策”课的政治性，还必须把握住“形策”课作为一门理论课的特点。“形策”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形势与政策教育不仅具有时效性、针对性和教学方法多样性等个性特征，还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与政策性等方面的共性特征，这决定了“形策”课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必须突出理论课的特点。
首先，对于涉及的基础理论必须系统全面地讲清楚、讲透彻。“形策”课基础理论的系统讲授是相对于重大热点问题的专题形式和其他如小组讨论、实践参观等形式而言的。之所以强调基础理论部分应系统讲授，是因为形势与政策的基础理论强调理论性、系统性以及连贯性。了解形势与政策理论的一般概念、原理、研究对象和历史发展脉络，要从宏观和整体上把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和规律特征。如果缺少对基础理论部分的理解和掌握，只是大而化之地对热点问题进行蜻蜓点水式的讲解，根本不能满足当代大学生对问题本质探寻的认知需求[1]。当然，基础理论的系统讲授形式也要服从于大学生关于形势与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培养和应用这个大前提，要注意引导学生主动利用正确的思想武器积极思考问题，而不是简单要求学生必须接受教师所讲的单一结论。其次，对于重大问题应突出重点专题讲授。通常情况下，每个学期形势与政策课大多以形势报告和专题讲座的形式安排。专题形式对于热点问题的讲授效果更为显著，因为每学期的“形策”课内容变动比较大，不同热点问题之间虽有一定关联性，但其各自独立性更强。所讲很多内容要超出教师平时研究积累的范围之外，在紧张有限的备课时间内，授课教师比较容易集中精力形成对讲授问题完整深入的认识，内容更能够充实丰富。比如在讲解“全面理解与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应以专题讲授的形式，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全面理解此次会议的主要精神及其重大意义三个方面主题鲜明地讲解，这样就会突出该专题的重要性，也便于学生全面地把握此次会议精神及相关内容，有助于强化教学效果。
三、准确把握“形策”课“宜粗不宜细”的讲授原则
在明了“形策”课作为一门政治课的性质和理论课的特点之后，不难得出该课程应坚持宜粗不宜细的讲授原则的结论。“宜粗不宜细”是““””结束后邓小平领导全党总结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经验及教训时提出的一个关于总结历史的原则。他指出：“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2]这一原则对于学习和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以此作为讲授“形策”课的基本原则也是合适和恰当的。“宜粗不宜细”是对“粗”和“细”的辩证统一认识。所谓“粗”，是教师在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领域的认知和了解中建构起来的宏观视角。具体来讲，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以下三点讲授技巧。第一，对教材的内容讲授要有明确的目的感。即以教育引导大学生为目的，而不是就时政新闻论形势而简单地成为“传声筒”。第二，对讲授内容要有清晰的线索感。尽管各个专题看似独立，但都有其内在的关联，讲授时应遵循事物发展内在规律和发展走向。第三，在授课中必须要有强烈的现实感。特别是针对比较晦涩的理论问题的讲解，不能“空对空”，必须立足现实，贴近校园、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思想实际，这样才能引起思想共鸣。
此外，如上文所述，每个学期“形策”课的课时安排比较短暂，一般为六到八讲，即二十个课时以内。在如此有限地时间内要事无巨细地详细讲清楚半年内国际国内形势及开展政策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笔者认为在“形策”课中应坚持“宜粗不宜细”的讲授原则的现实考虑。
参考文献：
[1]马宁.当代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特点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1).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2.
形式与政策论文12003
大石桥乡组织委员周琪
7月27日至8月2日，有幸参加了县委组织部组织的“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党务干部培训班。此次培训班在浙江大学举办，不仅看到了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文风貌，也接受了浙江大学教授们的先进思想洗礼。虽然学习时间不长，但对今后的工作指导却是难得的引路明灯。
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助推党建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乡镇党委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责任主体，农村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两者在乡村组织振兴中地位重要，发挥着龙头作用。我们常抓不懈的党建工作，正是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重要推手。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融合，要以党建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先进带后进，潜移默化改变周边部分村民过于保守的思想，助推乡村振兴顺利实施。要以乡村振兴带来的村容村貌改变、生活环境改变，进一步凸显党建的重要性，规范党组织的建设进程。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融合，核心是紧密结合村级各项事业的发展需求开展基层党建工作，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来引领村级各项事业科学发展，实现党建工作与村级发展“两结合、两促进”。
大力实施乡村人才引育培用工程，以人才振兴助推乡村振兴。虽然，近几年随着农村产业的发展，吸引了一部分青年人返乡创业，但热情不够、活力不足。针对农村党员队伍结构不优、农村留不住优秀年轻人等问题，上级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县内务工优惠政策、青年农民培训政策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村活力，留住了部分青年人在家创业，并更多地参与到村级事务中来。但要充分发挥好年轻人是乡村振兴主力军的作用，一是要积极发掘存量人才，建立人才库。通过乡、村两级共同开展本土人才大调研、大走访、大排查，建立人才专库，制定提升计划，使这批后备人才率先热起来、动起来。通过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计划、青年农民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等帮助提升专业技能，通过政策资金扶持引导参与领办新型经营主体，鼓励带头致富、带动致富。二是要大力健全保障体系。乡村人才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多点发力、标本兼治。利用好现有的各类培训和学习机会以及“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等，使更多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就近接受职业教育。拓宽人才成长渠道，在遴选县乡基层干部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三支一扶”志愿者、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年轻村干部等群体，实现乡村人才体制内外双轨并进。
鼓励引导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为顺利实现乡村振兴夯实基础。想要助推农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资金问题不可忽视。除了依靠国家资金扶持，现正在推行的增减挂钩项目、土地流转、小微企业引进和乡村旅游发展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有效缓解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各村应该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和资源情况，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发展集体经济，不能过度依赖财政资金。通过增减挂钩项目推进，获得一部分可支配资金用于村级基础建设。配合现行的巷道建设项目，在政策范围内由上级政策解决一部分巷道建设资金问题，不足部分由村级留存的可支配资金解决。这样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拆除了废旧空心房，获得的村级可用资金，可以改善村容村貌;另一方面，响应了国家政策，进一步改善了村级基础设施，解决了建设资金缺口问题。同时，各村还应该科学谋划产业，立足本村的自然资源、交通条件，找准适宜发展路子。对特色农业资源较为丰富的村，探索“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发展模式，由村集体统一组织，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集中发展健康、绿色、有机的现代农业产业，提高规模经营效益，增加集体经营收入;对自然风光优美的村，探索“集体经济+旅游公司”发展模式，以村集体为主导，联合专业旅游机构，共同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总之，只有村级手上有可支配资金，在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上才能够大胆前行，不畏首畏尾，也才能真正闯出一条适合本村的乡村振兴路子来。
形式与政策论文12004
摘要：“中国梦”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当重新提起后，又一次成为一个被热议的话题。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与文化”中心的知识组织机构，在实现“中国梦”中应有怎样的地位，如何审视自己所处的方位以及确定自己的工作定位，急切摆在了大学举办者、管理者的面前，需要进一步明晰和把握，并在追梦中切实肩负起自己的使命，以不辜负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的厚望。
关键词：中国梦;大学;地位;方位;定位随着新任中共中央党同志在2012年11月29日率领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重提“中国梦”，“中国梦”成了一个被热议的话题。什么是“中国梦”?的定义是：“何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1]一言中的，“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是“强国梦”[2]。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与文化”中心的组织机构，毫无疑问地在实现“中国梦”中承担着极其重要而特殊的使命。因此，研究中国大学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地位、方位和工作定位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一、大学在实现“中国梦”中的地位
到底是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大学的发展，还是大学的崛起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不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那样令人“费解”和玩味，但也是颇值得研究和推敲的问题。
1.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大学的产生和崛起，大学的崛起推动了国家的强大
纵观大学发展史和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史，可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催生了现代大学，同时又是现代高水平大学的群体性崛起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的强大。现代大学为什么首先产生在欧洲，因为当时欧洲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从而“催生”了现代大学;一系列成功大学的创办和不断发展又推进了欧洲和北美等国家的文明和富强。当现代大学被“移殖”到美国以后，美国需要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大学极大地推进了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菲利普・G・阿特巴赫认为，今天世界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边缘与中心”的格局。几种对世界顶尖大学的排名都表明，主要的研究导向的大学都处于极少数国家[3]。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自2003年起开始发布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九年(2003-2011年)的数据表明，美国大学在世界TOP100排名所占的比例始终都稳定在一半以上，而排名越靠前，美国大学所占比例就越高。在前50名中，美国大学所占比例在70%左右;在前20名中，除2003年为75%以外，2004-2011年的比例都高达85%;在前10名中，美国大学一直稳占8席，只有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可以跻身其中。在其他排名系统中，如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及英国《泰吾土报(高等教育副刊)》对世界大学的排名中，美国大学也总是遥遥领先。[4]可见美国既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又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结果。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强了美国大学，同时美国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群雄而起做强了美国科学技术、经济与军事。
2.时代赋予了中国大学特殊的使命――过去是，今天是，未来更是
中国的现代大学肇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技术上的差距让闭关锁国的满清王朝为之震惊，也让原本自我感觉良好的清朝军队在“科技”战中惨败，这使得许多爱国的有识之士痛心疾首，深刻反省。主张“师夷之长”的洋务派和主张改良的革命派最先把矛头指向了重读四书五经的中国传统教育。不论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还是严复的“体用一致”，他们都认为学习西方教育、技术是危难之中解救国人的最好办法。至此，现代大学开始在中国土地上“引种萌芽”。在炮火中诞生的中国现代大学与西方大学的发端并不相同，中国现代大学更多被赋予起了救国、强国的时代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正式踏向了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科教兴国”、“教育优先”等政策的出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命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等口号的提出和叫响，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同样被赋予了强国富民的时代使命。
・教育管理・大学在实现“中国梦”中的地位、方位和定位过去也好，今天也好，未来也好，中国的高等教育始终是与国家的命运“同频共振”的，特别在全球化的今天和明天。笔者曾在一本专著中专门写过一节“全球化竞争实际上是教育的竞争”，事实确实如此。从国家层面来说，无论是通过生产、贸易、资本与劳动力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通过科技、人才、教育、文化艺术交流以及旅行、交往等国际化进程，一个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为我们已不再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圈里生活了，世界的经济和许多大公司已部分或完全全球化了。遍布全球的交流网络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国际市场，这个市场出售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还有专业知识、科研成果与人才资源。而这些打上现代意义印记的“商品”来往有着强烈的“磁吸效应”，吸引着世界上的“知识资本”往发达国家或区域积聚，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深刻变化，而这一巨变的标志趋势就是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转型。而面对这样的巨变，唯有从教育入手，培养国民的“全球思维方式”，以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变化。
再就个人层面来说，社会与世界的巨变已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将越来越强烈。在一个知识越来越重要的全球化时代里，越来越多的人把教育视为希望之所在，良好的教育意味着更好的未来，意味着能更好地参与社会和国际的竞争，意味着事业的更好发展，意味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和美好人生。
所以，在全球化态势下，国家也好、个人也好，一国的竞争、一个人的竞争，说到底就在于教育的竞争，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竞争。因为“作为教育系统的顶点，高等教育决定了如何组织知识和使用不同的知识……，如果没有高等教育的支持都不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5]。
3.中国大学在实现“中国梦”中的地位
曾任普鲁士首相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俾斯麦在普法战争取得巨大胜利后，曾指着一班学生说：“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无独有偶，赫赫有名的变革家康有为先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5月，在上奏《请开学校折》中，呼吁清廷广开学堂，以养人才的理由是，“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6]。一外一中，百年前的两位历史人物的话语，都说明了教育在一个国家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这些都是从历史经验和理论上来阐述的，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能否名副其实地成为“社会中心”而不“边缘”化，要看两个方面的“定律”――一是看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是否为大学的群体性崛起创造了条件，赋予了“可能”;二是看大学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模式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生长和不断的超越。
首先分析一下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是否为中国大学的群体性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个国家发展的好坏，常常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结构。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容特性不同，以及彼此间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的方式不同，形成的社会结构也不一样，当然也就给这个国家的社会组织机构带来了不同的发展机制和条件。如果社会结构同大学的理念与制度相适应，就能促进大学的崛起和发展。经过改革开放35年的洗礼，尽管中国的社会结构还缺乏深度的开放性，但与中国任何历史时代相比较，开放与宽容都已经成为社会的两个主题，这就给中国大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再从制度环境来看，国家给大学的发展和崛起创造了较好的空间和地位。首先，在战略地位上，国家对教育有了充分的认识，认为：“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7]“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8]这些都是写进党和国家纲领性文件之中的，这就从国家制度顶层设计上定了很好的基调，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鸣鼓开锣”。其次，在社会地位上，大家都认识到“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推进了科技创新、文化繁荣，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9]。再次，从教育系统地位上看，高等教育在教育系统内的“龙头”地位已经确立，“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10]。这一切的“地位”都从宏观和中观上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崛起创造了制度环境。笔者也曾撰文指出，尽管在宏观与中观上有不错的制度设计和环境，但在微观上，即具体落实过程中，仍然有许多制约大学改革发展的不良机制和环境，严重阻碍了中国大学的“群体性崛起”，使得中国大学人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总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遗憾。
二、大学在实现“中国梦”中的方位
所谓“方位”，就是方向和位置。要理清中国大学在实现“中国梦”中的发展方向和所处的位置，起码要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1.“中国梦”的几个阶段
根据笔者的理解与分析，实现“中国梦”应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前，要实现的是中国人民的翻身得解放和新制度社会的建立。这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带领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通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壮严成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进行，一个全新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在1956年开始运行。
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至1978年，中国人民的梦想是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基础，集体和国家是梦想的指向，牺牲和奉献是梦想的主题，集体的荣誉感和国家的自豪感是梦想实现的力量源泉，更是梦想实现带来的终极喜悦。但在这个阶段，由于国际国内的诸多原因，中国在一个时期内遭遇“左”的思想深刻影响，并导致了““””的发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几乎进入到了“冰冻期”，“中国梦”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至今)，一方面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力提升，在放眼世界，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民族伟大复兴的提出几乎“水到渠成”;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制度根本性调整和思想观念的大变化，利益多元化，思想开放化，个人的价值追求、梦想实现如何与“中国梦”接轨也严肃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在他履新两个星期就带领他的执政团队参观了国博的“复兴之路”展览，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11]他以语重心长的通俗话彰显了“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希望大家以“中国梦”为共同目标奋起努力。
第四阶段是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阶段虽然时间不长，但十分关键。因为“中国梦”的本质特征就是“强国梦”，而要实现“强国梦”，关键一步是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
第五阶段则是从2020年开始，在前面四个阶段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进入一流的强大国家行列。
2.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体系中的位置
正如前文所述，在实现“中国梦”中，大学有着特殊的作用。然而，今天的中国大学却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并不相匹配。我们只要将中国大学放在世界大学体系中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大学只是“大”，而远远未达到“强”的境地。无论从世界几家知名的大学排名榜的排名数据分析还是从中国大学自身的内涵分析，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体系中虽然不是末流，但也与中国这一世界第二经济体的“身份”很不相一致。
从美英和中国自身的大学排名榜看，外国人比较给“面子”的“排名”在中国大陆也只有1-2所大学进入100名以内而且还是偏中后的。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学排名榜，中国则一所也未进入100名之内。
再从中国大学的内在成就看，中国国家设立科学大奖以来，获得者都是建国以前的大学毕业生，而且80%以上都是在国外著名大学读过研究生的“老者”。
这些客观的分析与认同不是妄自菲薄而是要急起直追，特别是要在经济崛起之时大学也能群体性崛起，真正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3.要明确中国大学在实现“中国梦”中的方位
从总量来看，虽然今天的中国已经算得上经济大国，但与经济强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一是科技创新不足;二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三是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四是领军人才缺乏;五是文化实力不够等等。这些都有碍于“强国梦”的实现，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要靠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尽管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科技领军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仍然成为“钱学森之问”，让人汗颜，让人警醒。
中国大学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当前的方位如何，未来的方位怎样，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明确态势，摆正位置;另一方面是为了知耻而后动，廓清问题，改革制度，急起直追，为早些实现“中国梦”担当起大学应有的责任。
形式与政策论文12005
【摘要】本文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与宏观经济进行简要分析，指出下一步形势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宏观经济政策，并进一步对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提出了相关措施。
[关键词]金融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
一、目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中的关键任务
1、从出口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利益出发,目前人民币不能贬值。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如果人民币也像周边国家那样大幅度地贬值,出口增长速度可能比现在高一些。但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增加出口是为了什么。我们不应为出口而出口,出口的目的之一是要赚钱。我们赚钱的本事如何?所赚的钱与出口的增加成正比吗?我们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可能已经是最便宜的了(比如我国出口美国的许多商品,价格不仅大大低于“四小龙”,甚至低于“四小虎”),许多东西已经在地摊上出售,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通过本币大幅度贬值来增加出口吗?总不能发展到白送吧?所以,对目前的中国外贸来说,提高竞争力不能再靠货币贬值,而要靠品牌,靠提高产品质量,靠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附加值。从事外贸工作的人还应该向发达国家搞外贸的同行学习从事国际贸易的本事,而不能一味地要求或寄希望于本币的贬值。
2、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人民币贬值对我国扩大出口的作用不大。
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第一,出口的增长不完全决定于汇价,还取决于进口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内需求增长状况。在目前的国家经济形势下,无论我们想出什么高招、采取何种政策,我们的出口也绝不可能达到1997年那么高的增长速度,因为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和日韩的经济深陷泥潭,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也在放慢,其进口需求都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使人民币贬值,由于并不能因此而增加相关国家的国内购买力进而增加进口需求,对我们扩大出口作用不大。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那么多(大多超过50%),出口与经济增长未见起色甚至出现负增长就是有力证明:1997年上半年,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对日本的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4.1%,而货币大幅度贬值后的下半年,相反却下降为负8.7%;到1998年5月,这些国家对日出口下降就更厉害了:与1997年同期相比,泰国下降23.4%,马来西亚下降32.1%,印尼下降32.7%。而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日出口比那些货币大贬值的国家的情况却好得多,1998年1～7月仅下降了4.3%。特别是在全球受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我国对欧美、拉美和非洲的出口仍保持18%以上的高速增长,更是有力证明。
第二,从我国目前的出口结构看,一般性贬值对促进出口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据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讲,中国的所有出口制成品中,进口的成分的价值含量已超过50%,假使人民币汇率下调10%,它真正能发挥的作用不超过5%,而且就是这个5%,也马上会被外部的压价和内部的涨价所湮没。对外经济贸易部负责人也认为,人民币贬值对缓解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出口造成的影响的实际作用不大,其理由,一是加工贸易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占有很大比重,1997年为54.5%,1998年上半年为54.9%。这种贸易形式是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如果人民币贬值,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出口价格影响很大,这样两相抵消,将得不到好处。二是目前三资企业的出口占我国出口的比重较高,1997年达到41%,1998年上半年为42%,汇率的稳定可坚定国外长期资本的投资信心,这是保持我国外贸出口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比通过贬值刺激短期出口更重要。所以还是坚持汇率稳定为好。
3、处理国家货币的汇率问题,不能仅仅考虑限制进口促进出口,还要看到它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所谓其他影响,首先是纯经济方面的其他影响,比如汇率贬值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增加国家和企业的外债负担,特别是我国是一个在制度上不允许利用市场避免外汇风险的国家。到1997年底,我国的外债余额为1309.6亿美元,如果人民币贬值10%,如上所述,它对促进出口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倒使我们每年平添1000多亿元人民币的债务负担。货币贬值还涉及人们对货币的信心的动摇和对投资环境的不良预期,这些也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其次还包括政治经济影响,即关系到我国的国际责任和国际地位。为了有利于亚洲各国尽快走出困境,为了减少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冲击,避免全球经济衰退,我国政府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虽然也为此付出了经济利益方面的代价,但在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受到普遍欢迎和赞扬。尽管我们不过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大国,显示的却是负责任的经济大国的风范。这与日本形成了鲜明对照。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不仅政治上至今未为半个多世纪之前疯狂掠夺亚洲各国资源、毫无人性地屠杀亚洲各国人民的侵略战争彻底悔罪(这与德国也形成鲜明对比),而且经济上专门利己,惟利是图,甚至是以邻为壑,对这次亚洲金融危机根本没有采取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负责任的态度和任何积极措施。这样的政治经济表现还要建立什么日元区,还要代表亚洲,想从经济大国进一步成为政治大国,这不是缘木求鱼吗?我国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必须加速发展自己,从政治大国,发展成为真正的经济大国,而且必须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这样做,与日本比较起来,当然对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要有利得多,因为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霸权主义的稳定繁荣的亚洲和世界。因此,我们在近期内要继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二、关于近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问题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能够用来干预经济,特别是进行总量调控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现在多数人认为不能抽象地谈哪种政策更有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所适用的经济环境各有侧重,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比较明显,而财政政策的扩张作用比较直接,绝大多数时候需要二者协调配合,尽管因情况不同而在为主为辅上有所区别。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它们都是为着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逆对现行经济风向、相机抉择的反周期或熨平经济周期的政策。基于此,我们能够推导出这样的结论:第一,这两大政策的松紧应因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随机调整,无论松的还是紧的政策,都不可能是中长期固定的政策;第二,政策松紧在性质上无好坏之分,与经济实际相适应就是正确的,不能认为“紧”的政策就是好的、正常的,“松”似乎不大好,只能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措施。
